【长城评论】西湖大学能成为“大学中的大学”吗？

　　杭州市西湖区云栖小镇内，成立不足5个月的西湖大学安静矗立。这所新型研究型大学筹建之初就受到广泛关注。作为西湖大学的倡议人之一和首任校长，结构生物学家、全国政协委员施一公称，与中国不少高校追求“大而全”不同，西湖大学以“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为办学定位，以博士研究生培育为起点，致力于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培养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

　　虽然施一公称，办西湖大学是源于2011年欧美同学会上的一次谈话，但西湖大学的办学理念、方向和做法，颇与20世纪30年代成立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差不多。不过，当时高等研究院在草创之初，曾租用普林斯顿大学的办公楼，但与普林斯顿大学相互独立。目前，该院拥有自己独立的Fuld大楼，紧接着普林斯顿大学校园，门牌上写着“爱因斯坦路1号”。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创建者和首任院长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撰写的“论无用知识的有用性”的论文，详细阐述了该院的宗旨和理念。教育机构应致力于培养好奇心，越是少受到即时“用处”的不良影响，好奇心就越有可能为人类福祉做贡献。

　　正因为如此，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和研究的学者基本是纯理论的基础研究，在这里长期工作过的科学家有33人得到了诺贝尔奖。杨振宁和李政道也曾经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过。截至2015年，得到过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的56位数学家中，有41位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长期工作过。

　　西湖大学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相同和相似理念不仅让施一公引用“大学之大不在大楼之大而在大师之大”来阐明办学理念，也希望“会对大学创办创造一个非常好的舆论环境，会让西湖大学得到社会更多的支持和理解。”

　　问题是，如何把“研究无用的知识”，也即纯理论的研究自始至终贯穿下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弗莱克斯纳曾说，高等研究院拨出一份薪金聘请哈佛大学一位教授来普林斯顿工作，后者来函问道：“我的职责是什么？”弗莱克斯纳的回答是：“你没有职责，只有机会。”

　　也就是说，聘用这些教授和学者来只是按自己的兴趣工作和研究，而不必有什么任务和指标，更不是每年要在SCI上发表多少篇文章。用现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公关部主任费拉拉(Christine Ferrara)的话来说即是，“1930年成立的高等研究院信奉的哲学就是如果给予人们足够时间去思考和追求自身的好奇心，伟大的事情将会因此而发生。所以高等研究院最重要的是，不给人压力去产生什么特定的成果或者产生什么有实用意义的成果。这是本学院的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特质。”

　　不过，如果把获得诺贝尔奖当作评价一所大学或研究机构的成果和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准时，其实对西湖大学的压力也倍增。对截至2018年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世界大学和研究院的统计排名表明，排在前10位的高校中有8所来自美国(80%)，在前30所高校中有19所来自美国，几乎占2/3，前三名是哈佛大学(158人获奖)、剑桥大学(118人获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07人获奖)。

　　即便是排名第10位的普林斯顿大学，也有65人获奖。显然，上述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过的科学家有33人获得了诺贝尔奖是没有算到高等研究院的账上的，而是普林斯顿大学，因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是聘请全球各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的研究人员。

　　即便不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原生培养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在其中工作过的科学家有33人获得过诺贝尔奖，也足以显得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无用的知识的可贵。因此，如果西湖大学要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其实是用不着以该研究院“原培”的研究人员获得多少诺贝尔奖来证明西湖大学的成功和存在价值，如果有当然更好，如果没有，只要在西湖大学工作过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获奖，也不错。

　　不过，最重要的是，弗莱克斯纳还说过这样的话来阐述教育的理念：“在我看来，任何机构的存在，无需任何明确或暗含的‘实用性’的评判，只要解放了一代代人的灵魂，这所机构就足以获得肯定，无论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是否为人类知识做出过所谓‘有用’的贡献。一首诗、一部交响乐、一幅画、一条数学公理、一个崭新的科学事实，这些成就本身就是大学、学院和研究机构存在的意义。”

　　这个理念与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不谋而合。有了这种理念，任何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都是成功的和优秀的，获得诺贝尔奖也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之事。但如果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也因为有这样的观念和办学宗旨值得评判为大学中的大学。

　　但愿施一公教授的目标能实现：5年以后、10年以后，这里(西湖大学)可以聚拢一大批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在这里从事最尖端的科学研究，做出最有意义的科学成果，培养最优秀的青年学生。(张田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