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网讯(记者 李相伯)截至3月11日,邢台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的大门,已经封闭了40天。为了确保疫情期间在押人员的安全,20名女民警、辅警一直严守着战时勤务模式。
民警、辅警坚守在战“疫”一线 河北省公安厅供图
“能不能坚持?”“能!”
时间退回到2月26日,按照原计划,邢台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当班轮值的这组民警、辅警,经历了15天隔离、10天执勤后,再坚持执勤5天,她们就能解除封闭,回家隔离。
有人开始悄悄“倒计时”。以往,她们从未连续上岗这么长时间,更何况是吃住在监区,手机上缴,与外界特别是家人基本断绝联系,紧急情况只能通过内线电话通知。紧张的工作之余,她们不仅见不到家人,还很担心家人的安全。
快吃晚饭的时候,副所长刘欣接到一个电话:为确保在押人员安全,执勤人员的封闭期要继续延长。至于延长多久,没人敢预计。
刘欣下意识捂住了话筒,扫了扫监控室几名同事,几乎都是妈妈,盼了个把月了,这消息怎么告诉她们?
据了解,女子监区20名女民警、辅警分为三班轮值。她们中年龄大的50岁出头,最小的只有22岁,其中10个孩妈妈,4个备孕,6人未婚,平均年龄不到30岁。
封闭的日子,在押人员焦虑,监管民警、辅警也焦虑。
尽管所里和上级准备了充足的防护保障物资,甚至给女警准备了个人卫生用品,但执勤一线的她们也担心家里——吃喝够不够,安全不安全,老人有病怎么办,孩子谁来管?
有民警因多位家人突发疾病,自己又封闭执勤不能照顾,情绪失控,蹲在发泄室里掩面大哭。
也有人已经几十天见不到亲人,甚至电话都联系不上。比如90后辅警路畅。
路畅的爱人高赛在监狱工作。1月28日,高赛所在的监狱提前封闭备勤,夫妻俩就此失联。而早在1月22日,路畅在铁路工作的爸爸,也因为保障铁路畅通在工作岗位隔离,只有妈妈在家,一家四口隔离在四个地方,谁也见不着谁。
疫情期间,开庭暂停、提审暂停、会见暂停,这些等待判决的在押人员,要比监狱里已经尘埃落定的服刑人员心理上更焦虑,情绪上更波动,监管队伍的稳定也就更关键。
“不能退啊,工作得有人干。”刘欣想来想去,决定当晚开会宣布一下。
晚上,她话一落地,民警、辅警都低头擦眼泪了。刘欣强忍着情绪问:能不能坚持,能不能完成任务?
她听到整齐划一的“能!”
特殊监区消毒 河北省公安厅供图
“人交到我们手里,我们就得负责安全!”
1月20日22时,邢台市第二医院,一辆警车停好,几名便衣民警押解着一名患有多种疾病的湖北籍嫌疑人下来,办理收监以及住院手续。
这里设有邢台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的特殊监区——面向全市的监管医院,收治患有疾病又不适合办理其他手续的在押人员。
张剑是负责这里的监管民警之一,她们既要监管嫌疑人的安全,又要保护、协助医护人员治疗,相比封闭在看守所内的同事们,这里要相对危险,因为这里刚好是邢台市指定的新冠肺炎患者收治医院,工作期间还要做好个人防护,“手都洗秃噜皮了”。
1月23日后防疫形势日益严峻,张剑和同事们马上做出应对预案,配合医护人员对三天前收治的这名湖北籍在押人员进行检测,陪伴他度过了30天的治疗时间。
1月24日大年三十晚,所内民警巡查时发现一名74岁的在押女嫌疑人有嘴歪症状。“当时就怀疑是脑梗。”刘欣说。看守所马上把人送到监管医院,但嫌疑人情况急转直下,几天内相继失去行动能力乃至陷入重度昏迷。
类似这样的重症在押人员,过去都由办案单位聘请护工照看。“现在特殊时期,尽量减少在押人员和外界接触,就得我们上。”张剑说。
昏迷中的在押人员,大小便失禁,监管民警撸起袖子干。“我们最小的辅警还是父母宠爱的女孩,第一次上手处理病人大便,直接就吐了。”
与在押人员的一对一谈话 河北省公安厅供图
一方面,监管医院因特殊而压力巨大;另一方面,看守所内的在押人员,因长时间无法获知外界消息,也产生了焦躁情绪。这对管理者提出了挑战。
“我们把每天放风时间延长,改善伙食,组织她们唱歌、搞征文比赛。”刘欣和同事们想尽办法让在押人员宣泄情绪。
与此同时,监区内的管理也严格起来,减少了和在押人员的一对一谈话,改为站在走廊隔窗谈话,10多个监室100多人谈下来至少需要三四个小时。
为减少人员进出,清洁、消毒等工作由民警、辅警承担,收一次垃圾、消两遍毒每天就要走上两万步;为了安全,监区工作人员协助医生对所有在押人员进行鼻、咽试子检验,采样、编码、送检。千余人每人两次采集,全部是阴性。“虽然辛苦,但是心里踏实了。人交到我们手里,我们就得负责安全!”刘欣说。
邢台市公安局第一看守监控中心。河北省公安厅供图
封闭的看守所,封不断的思念
2月27日邢台下起了小雪,邢台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内线电话响起。有人喊:韩冰茹,找你的。
辅警韩冰茹是两个7岁孩子的妈妈,因为公婆身体不好,孩子一直都是她自己带。2月1日看守所封闭至今,她一直没有出去。韩冰茹的爱人因工作原因,比她还要早些天隔离也不能回家,俩孩子第一次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这么长时间。他们生活怎么办?网课怎么办?老的老,小的小,几个人过得怎么样?她完全不知道。
韩冰茹接起电话,是门岗,说孩子奶奶骑着电三轮,带着俩孩子来看她。
电话交到孩子手里,俩人抢着喊妈妈,想让妈妈看看他们。韩冰茹拿着电话泣不成声。
监控中心的屏幕就连接着门口的摄像头,她指挥着俩孩子站到摄像头下,两个孩子跳着给她挥手,一个孩子还举着一幅画给她看,监控看不清画的是什么,也没有声音。韩冰茹看着两个激动得蹦跳的小家伙,终于没忍住,哇一下哭出声来。
撂下电话,她才发现,监控中心的几个同事,都在擦眼泪。
“这样的情况,不是只有一例。”刘欣掰着指头细数:薛群红爱人是名刑警,女儿由爸爸照顾,正好赶上她爱人忙案子,就给孩子备足了方便面,把孩子一扔好几天;玉花的俩女儿都送到了老家父母那儿,想孩子想得“抓狂”,她就在工作间隙做折纸做礼物,如今都叠了一盒子青蛙、狐狸;史慧的孩子刚断奶,也不知道辅食吃得怎么样……
3月2日7时50分,15天的执勤暂告段落,另一组女民警走进监区,替换出刘欣带队的7人。尽管恢复了手机通讯的自由,但她们依然要在看守所内封闭。
春天来了,花也开了。封闭前穿进来的棉制服厚了、热了,换上轻薄一些的制服。15天的轮休结束后,换勤继续,没有人能确定,这些监管人员还要封闭多久。但她们可以确定的是,看守所里无一感染,每一个在押人员都非常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