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评论】正当防卫认定新规，不再“谁死伤谁有理”

　　长城网特约评论员 杨晨

　　涉正当防卫案件近年来受到社会广泛关注。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对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起因、时间、对象条件等提出了十方面规则，并发布了包括赵宇正当防卫案在内的七个典型案例。（9月3日 新华社）

　　这是一部期望已久的司法解释。从刑法上看，虽然建立了正当防卫制度，明确“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等，而学界也归纳出了正当防卫“五要件”，包括起因条件、时间条件、主观条件、对象条件、限度条件等，但在具体实践中，想要满足这些“要件”，被认定为正当防卫却并非易事。

　　近年来，一些争议性案件相继曝光于公众面前。比如，2009年，宾馆服务员邓玉娇刺死纠缠要求三陪的镇政府人员，被判为防卫过当；2017年山东于欢辱母杀人案，一审认定构成故意伤害罪，审判处无期徒刑，二审依然认定防卫过当，将无期徒刑减为五年有期，等等。这些案件的审判结果，被指“以危害结果论是非”“片面追求防卫对等”，与公众的常识和期待还有一定距离。

　　应该说，昆山“反杀案”是一个分水岭。2018年8月发生的这起案件，于海明捡刀砍死了拿刀砍人的刘海龙，昆山市检察院宣布提前介入此案调查，随后警方宣布，于海明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公安机关依法撤销案件。次年3月12日，昆山“反杀”案被写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之后发生的涞源反杀案、邢台董民刚案、杭州盛春平案、丽江唐雪案等影响性防卫案件，正当防卫性质均得到了司法认可，相比之前，这种司法改变无疑是一种巨大进步。

　　尽管在于欢辱母杀人案、昆山“反杀案”等争议性案件发生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即印发了指导性案例，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原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等在内的高层，相继就此公开表态，但是，从长远看，对于案件的正当防卫认定，还不能仅靠公众舆论的持续关注、司法机关的“裁断于心”，必须通过法规制度的规范，也就是以司法解释的“准立法”作用，让正当防卫的认定更加精准，也更加合理。

　　是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出台的《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意义深远。有了这部更加具体的司法解释，就能弥补之前刑法条款过于滞后、抽象的不足。对于各级司法机关而言，就能依此“按图索骥”，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时间条件、对象条件、意图条件，界分防卫行为与相互斗殴、滥用防卫权与正当防卫，把握防卫过当的认定条件、刑罚裁量，把握特殊防卫的认定条件，以及一般防卫与特殊防卫的关系。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发布指导性案例等方式，从而最大程度统一法律适用标准。

　　“对于不法侵害是否已经开始或者结束，应当立足防卫人在防卫时所处情境，按照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依法作出合乎情理的判断，不能苛求防卫人”、“防卫超必要限度但不明显的，不算防卫过当”……审视这些最新的正当防卫“规则”，旗帜鲜明地保护正当防卫者和见义勇为人的合法权益，实现了天理、情理与法理的统一，有利于弘扬社会正气、消除社会戾气，也释放出“法不能向不法低头”的强烈讯号，值得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