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网特约评论员 王钟的
岁末年初,多所大学公布了2020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各校毕业生的平均薪酬也随之公布。其中,有高校因为“毕业生平均年薪18万元”备受瞩目,而也有“双一流大学”的毕业生平均月薪为6500元。
一个大学毕业生经历了“十年寒窗”苦读,最终过上有品质的生活,不仅是他们背后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期许,也是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之一。这么说,不是要把一切都与金钱画等号,而是一个人的知识和学识,确实应当在就业市场上获得合理的回报。高校在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中列入平均薪酬的统计,正是对社会关切的积极回应。
数据图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20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然而,当收入水平转化为具体的数字,被用于量化的比较,难免会产生统计意义之外的后果。比如,不同高校毕业生的薪酬差异,被一些人简单地等同于高校的实力;而一些高校亮眼的毕业生薪酬水平,则让同样毕业于这所高校的学生感到“被平均”——自己并没有获得数据显示的收入;人们还可能发现,一些在毕业生薪酬排名上居于前列的高校,并不一定是社会认可度高、人才培养体系更健全的综合性大学。
其实,正如一些大学事后所解释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的薪酬统计存在一定偏差。比如,往往是对收入满意的毕业生愿意在调查中填写薪酬,而可能是部分对自己薪酬不满意的毕业生并没有填写数据,这就造成了薪酬数据整体偏高。从科学统计的角度而言,这项针对毕业生薪酬的调查不是没有水分,其参考价值也在有限范围之内。
当然,就算去掉统计中的偏差因素,人们可能还是会发现不同高校毕业生的收入水平差距很大。然而,众所周知,影响收入水平的因素涉及到方方面面,毕业学校与收入水平只是一种很简单的对应关系。
比如,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的收入水平不同,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收入水平不同。而且,收入水平与生活质量并不完全对应,就拿住房来说,单凭自己的收入,年薪30万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买房依然遥不可期,而在三线城市工作几年就能轻松攒下首付。一些中西部地区高校的毕业生收入水平较低,可能与他们的就业地区有关。毫不夸张地说,当年薪30万的毕业生还在北上广当“蚁族”的时候,年薪10万的同龄人可能已在家乡当起了房东。
而且,即使在同一所高校内部,毕业生收入差距也是显著的事实。比如,一所国内顶尖大学的计算机系素有“贵系”之称,意思很直白,就是很多从该系毕业的学生可以轻松拿到高薪。前些年金融行业景气时,一些学校的金融类专业也犹如“衔着金钥匙”。相比之下,一些专业的毕业生很难在刚入行时就获得高薪,在大城市当记者可能月薪也不过几千元,到基层当公务员并没有一些人想象的体制内光环。
去年,湖南省高考文科排名第四的留守女孩钟芳蓉因为选择报考北大考古专业,在舆论场上引发了热烈讨论。后来,几乎整个考古界的前辈都为这位女孩鼓劲和打气,她的师兄师姐也表示从事考古事业在物质生活层面不必忧虑。但是,从事考古文博工作很难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也是客观事实。在理想追求与物质生活之间,每个人都有心中预期的平衡点,钟芳蓉的选择,可能离理想更近,但并不意味着不食人间烟火,完全不考虑物质生活。
其实,仅仅看一所高校毕业生的整体平均收入,哪怕统计再全面,其可参考性都很有限——北大清华毕业生的平均收入可能不如某些财经类院校毕业生的收入,但并不意味着后者对优秀学生的吸引力更强。如果分专业地公布相关数据,其指导意义或许更大。一个专业的毕业生从事对口工作的比例有多大,在对口行业中处于怎么样的位置,才是相关专业教育水平和综合实力的体现。
对于那些实际收入低于平均收入统计的毕业生来说,也大可不必沮丧。一个人辉煌的时刻,往往不是刚毕业的第一年,只有在十年、二十年以后,才能展示自己的真实实力。在毕业时为追求一份眼前的高薪挤破头皮,却在工作几年后大呼后悔,感慨不如同龄人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努力的大有人在。
大学的价值从来不是以挣多少钱来衡量的。如果仅仅量化比较毕业生收入就成了一种市侩。一所大学的毕业生,既有“归来捐栋大楼”的商业巨子,也有扎根基层为人民奉献一辈子的“老黄牛”,这才是人才培养丰富度和多样性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