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迹红色平山⑨丨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著名战地记者雷烨

　　长城网记者 袁立朋 刘延丽 通讯员 齐彦文

　　他年少时典卖祖屋，北上抗日；他奔赴延安，转战长城内外、滦河两岸，足迹遍布晋察冀；他在遭遇日寇包围的情况下，坚持先转移群众，错过撤退时机，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29岁的他从容砸碎照相机和自来水笔，用最后一颗子弹壮烈殉国。他就是著名抗日英烈雷烨。

　　雷烨1916年出生于浙江金华，原名项俊文，曾用名雷雨、雷华。他是杰出的战地记者，更是一名身兼数职的优秀共产党员。随着时间的迁移，他的故事，他的点滴事迹，如长轴画卷般缓缓展开。

　　雷烨父母早年就先后去世，作为长兄的他为父又为母，还要下田务农、教书育人，虽然偿遍了人生艰辛，但也历练了他乐观坚强的品格。

　　1934年初秋，雷烨写给好友许为通的信。书中提及：“你会欣赏鼓励我的许多话，我轻轻地早把它安放在我的心府里了。”自此，项俊文燃起心中火焰，立志追求光明，为国上阵。

　　1936年，雷烨曾赴上海“补习”数月，接触并了解到“左联”等进步作家和革命文艺。1937年底，杭州沦陷，大批文化工作者、共产党人聚首金华。通过严金明好友周伯皆介绍，他见过了左翼文学家冯雪峰。听了冯雪峰等人的经历，雷烨知道，他们都是从革命圣地延安来的，因此也非常向往延安。他变卖了祖居等家产，换得100块大洋，当做自己去延安的盘缠。项俊文的想法是：“我去那边还可读书，进‘抗大’。”

　　1938年，雷烨正式出发，到武汉后，给许为通写信简单地说已到武汉，告诉了许为通他当时的地址，为了避免牵累家庭，项俊文开始改用化名“雷雨”。

　　到达延安后，雷烨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那时候，雷烨喜欢写作，爱好摄影，已开始兼任各报刊的特约记者和通讯员。他撰写的通讯《创造抗战突击队员的斗争———抗大献给抗战一周年的礼物》《抗大同学毕业上前线》，拍摄的《抗大四期毕业欢送大会上毛泽东先生致训词》《参加欢送大会之学员》等，开始署名“雷烨”，在1938年8月至9月间出版的武汉《新华日报》先后发表，初步显露了当记者的天赋。

　　1938年12月，从抗大毕业的雷烨被八路军总政治部选派，前往华北前线任战地新闻记者，并担任前线记者团第一小组组长。他不负部队首长和同志们的信任，带领4名组员冲破日军重重封锁线，奔赴抗日前线晋察冀根据地。到达根据地后，雷烨深入到军营和战场上，及时报道八路军战士和当地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事迹。与此同时，他还接受了邓拓之约，夜以继日地撰写了《谈延安文化工作的发展和现状》的长篇文论，该文于1939年初在《抗敌报》上连载，得到了各方肯定。

　　1939年，雷烨到达冀东地区，在极端困难与险恶的环境中，从事新闻采访报道工作。作为一名勤奋好学、多才多艺的青年，雷烨除了拍照，还写诗，写报告文学。当时正值我党领导的冀东大暴动失败之后，日寇乘我军主力向西转移，集中优势兵力对群众施行野蛮的镇压与屠杀。雷烨目睹这种惨状，深入受苦受难的群众中，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对敌斗争，他采写的作品更是充满了群众情感，反映了群众的呼声与愿望，为群众喜闻乐见。

　　为了团结当地爱好文艺的人士，雷烨还主动发起组织“路社”，与大家互勉“向着鲁迅的道路前进！”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路社先后出版了《路》《文艺轻骑队》《国防最前线》等刊物。这些刊物对人民群众、对广大指战员都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在冀东赢得了很高威信。

　　1940年以后，冀东地区敌我斗争更加尖锐、残酷，我军斗争的主要方式也转为游击战。雷烨根据革命的需要，于1941年转到冀东部队领导机关工作，先任分区政治部宣传科长，后改任组织科长。繁忙的日常工作并没有影响他采访和写作，相反却使他搜集到更丰富的素材。当雷烨发现那时冀东一些部队没有摄影工作者，许多生动的对敌斗争镜头还没有人拍摄时，就义不容辞地拿起照相机来，一面积极地参加斗争，一面忠实地反映斗争；尽管那时的照相器材十分缺乏，拍摄条件又很恶劣，但他克服一切困难，走到哪儿拍到哪儿。

　　雷烨还随部队转战到冀东的滦河沿岸和热河以南的伪满洲国边境，亲手拍摄了很多新闻照片。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反映了冀东人民子弟兵驰骋滦河，挺进热南，突破“伪满国防线”转战古长城内外的实况，记录了日寇血洗潘家峪、烧死杀死我无辜同胞1000多名的“潘家峪大惨案”和日寇拆房并村、制造“人圈”、奴役人民的情景，并着重报道我国军民的对敌斗争成果，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报道任务。这一时期，他采写了《潘家峪大屠杀》《那是从喀喇沁赶来的牛群》《新收复的乡村为什么拥护八路军》等长篇战地通讯，拍摄了《驰骋滦河挺进热南》(组照)、《日寇烧杀潘家峪》(组照)、《熊熊篝火》《冀东人民》《战斗在喜峰口》《山岗晚炊》《塞外宿营》《行进在祖国边城》等佳作，把对抗日军民满腔的爱和对日本侵略者无比的恨，全部倾注在笔尖和镜头里，因此被战士们称为“多产高产的前线记者”。

　　1943年1月，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河北阜平召开，一位名叫雷烨的代表，引起了前来采访的著名摄影记者沙飞的注意。
　　雷烨是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的组织科长，他到过长城内外无数乡村，拍摄了上百幅极其珍贵的照片，真实记录了日寇的暴行和冀东军民在长城内外殊死抗战的场景。为了在晋察冀画报上发表雷烨更多的照片，沙飞邀请雷烨留在了平山县的曹家庄村。

　　1943年4月19日深夜，就在刚刚完成照片选定和说明文编写时，村外出现敌情。雷烨没马上转移，他惦记着乡亲们的安危。他发现很多乡亲躲在离大道比较近的山沟里，很容易被敌人发现，他就去动员乡亲们，让他们转移到更远的深山里。乡亲们陆续转移了，可雷烨错过了转移的最佳时机。他在和日军交火中受了伤，又由于不熟悉地形，被包围在一个叫南段峪的山谷里。他坚持让警卫员先撤离，自己用手枪还击冲上来的日军。
　　日军蜂拥而至，雷烨把手表、钢笔、心爱的相机全部砸碎，从容举起手枪，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雷烨牺牲后，悲伤的乡亲们将他的遗体安葬在他牺牲处对面的山脚下，并栽种了一棵“雷烨树”。1958年，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建成，这时离雷烨牺牲已经过15年了。乡亲们把雷烨的遗骨用精致的木盒重新收殓，派年轻人连夜兼程200多里路，送到了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