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碰瓷”说不，司法就应展现担当 | 长城评论

　　长城网特约评论员 朱昌俊

　　对于“碰瓷”犯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骨干分子，多次“碰瓷”特别是屡教不改者，以及后果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要作为打击重点依法严惩。10月14日，公安部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通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办理“碰瓷”违法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有关情况。

　　“碰瓷”形式五花八门，虽然被社会深恶痛绝，但由于其手法多样，涉及不同的定性，往往在处置上容易陷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境地，这导致一些违法活动更加有恃无恐。这次《指导意见》的关键，就在于进一步明确了惩治“碰瓷”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适用，公检法部门间的分工配合，以及定罪量刑等问题。比如，条例首次从法律意义上对“碰瓷”进行了明确界定：指行为人通过故意制造或者编造其被害假象，采取诈骗、敲诈勒索等方式非法索取财物的行为。这就为打击“碰瓷”行为的具体司法实践提供了更明确的制度指引。

　　当然，“碰瓷”本身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不同类型“碰瓷”行为的法律定性最终需要与具体罪名相衔接，这就需要公检法加强协作配合。因此，这次意见明确要求，公检法机关要通过协作共同解决案件定性、管辖、证据标准等问题，确保案件证据确凿、定性准确、量刑适当，依法严惩违法犯罪分子。

　　在处理“碰瓷”案件的过程中，经常出现这样一种尴尬：各方都明明知道是“碰瓷”行为，但不仅被“碰瓷”的当事人往往选择“忍气吞声”，执法机关因为“怕麻烦”或是定性有难度，在处理上也多偏向于“保守”做法，甚至“和稀泥”。这一现象更加剧了“碰瓷”违法行为的“破窗效应”。

　　事实上，多数“碰瓷”行为也恰恰利用的正是某些人性弱点以及司法处置上的模糊地带。因此，通过明确司法界定标准和法律适用的问题，以及公检法在处置类似案件上的程序，就是要降低“碰瓷”案件的维权门槛和司法处置门槛，彻底杜绝“不愿管”甚至是“不敢管”的消极执法倾向，从而有效压缩“碰瓷”者的侥幸心理和“钻空子”的空间。

　　《指导意见》还提到，对于“碰瓷”犯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骨干分子，多次“碰瓷”特别是屡教不改者，以及后果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要作为打击重点依法严惩。这既是罪刑相当原则的内在要求，也是要针对性预防“碰瓷”犯罪的职业化。

　　如日前媒体就报道了一起典型的“碰瓷”案件：5月底以来，重庆一辆出租车半年内遭遇十几起交通事故。警方调查发现，每次事故后，司机杨某会以对方责任为由，主动提出私了，杨某每次都能轻松获得1千至5千元不等的赔偿金。同时，与杨某私交甚好的出租车司机龚某也有碰瓷嫌疑，并且作案用的车都是同一辆。经审讯，今年以来，杨某累计作案15次，诈骗金额1.8万余元；龚某累计作案10次，诈骗金额1.2万余元。目前，两名人已被检察院批准逮捕。对于这样的“惯犯”，就应该依法依规加大打击力度。

　　需要指出的，强化对“碰瓷”违法行为的打击，并不等于要不加区分地“严打”，其首先还是得建立在公正执法的基础上。如一些“碰瓷”行为的界定就需要把握好罪与非罪的边界，不能一味谋求“刑事化”解决。最高法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就指出，要注意区分“碰瓷”犯罪与普通民事纠纷、行政违法案件的界限，准确适用法律，严格公正司法；《指导意见》也规定，对实施“碰瓷”，尚不构成犯罪，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

　　归结到一点，对于“碰瓷”违法行为，司法就是要展现出应有的能动性和担当，通过明确的司法制度和有力的执法实践，让“碰瓷”行为不再游离在法外，别再让个体与“碰瓷者”斗智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