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垃圾分类 缓解“垃圾围城”的城市之痛
导语:本月初,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发布消息,将设置垃圾“分类、分质、分时”收运试点,促进居民源头分类,同时将探索设置垃圾“不分类、不收集”惩戒试点。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知如何分类成为困扰诸多小区居民的难题。而北京与上海、南京等8个城市作为全国第一批垃圾分类处理试点城市已经十六年了,但取得的实效却并不尽如人意。 垃圾分类,远未及格 在我国,很多城市都对垃圾分类有明确界定,垃圾分类硬件设施也比较齐全,城市街道上随处可见标有垃圾分类标识的垃圾桶,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分界清晰,但里面的垃圾却混在一起,并不像外表那样“泾渭分明”,分类垃圾桶的功能形同虚设。人们并未按照城市管理者的预想来对垃圾进行分类,甚至有的城市还停留在垃圾、果皮入箱即可的起步阶段,并长久停滞不前。这种情况在居民区更是如此,厨余垃圾、生活垃圾,不管可回收的还是不可回收的,都混在一起装入袋子往楼下垃圾桶一扔,垃圾管理员到时间装车走人,整个环节压根也没有涉及垃圾分类。 目前国内外的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是填埋、高温堆肥和焚烧处理。如果垃圾未分类直接填埋会污染水体和土壤,直接露天焚烧,会产生有毒有害气体,燃烧产生的细小颗粒物也会重新进入水体和土壤,污染环境。正是认识到个中的利害关系,我国早就提出了垃圾分类的号召,但我国的垃圾分类现状只是看起来很美,实际却远未及格。 公众对垃圾分类认知水平低 与公众的公共意识有关 有些人能够坚持垃圾分类投放,有些人不愿意,公共意识是分水岭。垃圾分类作为一种新习惯、新素养,公众需要在生活中不断适应、反复习得,才能内化为一种素质,外化为一种习惯。这一过程中,政府也要有所作为,引导、帮助公众养成垃圾分类意识。在日本的垃圾分类指引中,一个塑料饮料瓶被分为瓶盖、塑料纸、瓶身等几部分予以投放。反观国内,垃圾分类普遍处于粗放状态,分类简单且缺乏标准指引,公众难以准确拿捏。还有就是公众教育,对成年人更要对未成年人,这方面,许多城市乏善可陈。16年试点,假如一开始就从幼儿园抓起,当年的孩子如今都踏入社会了,垃圾分类意识也都深入这一代人心中了吧。 直接影响参与水平 在公众参与维度,公共管理是否做到无缝对接?城市垃圾分类处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分类开始,不同种类垃圾经过不同渠道进入不同处理终端,这样的分类才算彻底。一些垃圾分类较成熟的国家,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填埋场、餐厨垃圾处理厂,对那些不能再生的垃圾分门别类送至不同处理厂,最大程度减少垃圾总量。而国内城市的垃圾分类,后端处理往往跟不上,结果出现了这样的场景——老百姓在前端仔细地做好垃圾分类,并按不同种类分别投放,却被环卫工人一股脑儿扔上车运走,导致前功尽弃。久而久之,公众参与热情也就被浇灭了。 刚性制度保障缺失 由于缺乏刚性制度保障,个别城市的垃圾分类还出现随主政官员变动而发生变化的现象。有些领导重视垃圾分类,便会在他任期内出台政策,力推这项工作,但当他调任或退休,后来者未必对垃圾分类那么用心,这项工作就可能出现停滞甚至倒退。所以,垃圾分类必须有一系列的保障——硬件配置主要体现在后端处理上,要让公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软件配置主要体现在制度保障,成文制度既约束城市管理者,保证垃圾分类成为一座城市恒久的公共政策,也要约束普通公众,譬如利用经济杠杆,对不守规矩者进行处罚等。 做好垃圾分类,让城市“轻”下来 垃圾分类不只是物理拆拣,更指向生产生活观念的变迁。通过分类让垃圾减量,就是为城市减负。当然,垃圾分类需要进行到何种程度,不能脱离社会发展阶段,也关系社会运行成本,分类责任如何界定,既要考虑历史因素,也要顾及管理难度。 长期以来,游商、拾荒者这些“散兵游勇”充当了低成本的垃圾分拣者,如何将这些市场力量组织起来,实现社区垃圾分类的转型升级?前段时间,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一体化解决方案”专家论证会上,垃圾分类的广州“西村模式”受到肯定。前端是每家每户配备的两只分类垃圾桶,背后跟着街道垃圾分类促进中心、全面分类回收的专业企业以及垃圾管理数据库。政府不再完全包揽,分类力量下沉,专业企业有利可得,居民也能将厨余垃圾换花泥,政府、管理公司、居民三方在公益与利益中实现了较为良性的互动。 今天的中国已是当之无愧的生产大国,但生产、消费、分解缺一不可。在今天的语境下,如何分解消化我们的生产、消费之物,或许比化解过剩产能更为棘手。都说垃圾只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但难就难在将其顺利归位。实现“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推进生产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健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与再生资源回收的衔接”,非一方力量能及。只有激发社会力量,实现多方联动,才能摸索出适合我国国情、成本可控、成果可见的垃圾分类模式。 (据人民日报、京华时报、红网等综合) |
关键词:垃圾分类,试点,市场力量 |